《經典雜誌》RHYTHMS MONTHLY

為時代作見證 為人類寫歷史

【我們是台灣】「家」之變奏曲 台灣常民生活空間變貌

撰文/張子午(經典雜誌撰述)
攝影/劉子正(經典雜誌攝影)

秋日乾燥透明的光線映照下,路口的辦公大樓閃著反光,車流沿著大馬路熙攘穿梭,沿街騎樓則是上班族匆匆的步伐,轉進一旁小巷,大型街廓四周臨路的高聳天際線陡降,四、五層樓高的住宅公寓肩倂著肩,排列在四到六公尺寬的小巷弄中。

這些平凡不過的尋常街景,是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人的居所。「基本上台北市大概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既有的建築,十幾二十幾年以上的房子占了其中的六成以上,而這些房子裡面最大比例就是我們所常見的四、五層沒有電梯的公寓,這種住宅類型構成了台北市最具特色的『巷弄文化』,可是從建築的品質來講,它們的確是有些問題。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屋頂加建、地面層的擴建、每一層樓的違建等等,這些共同造成我們所習慣的混亂的都市地景。」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林崇傑指出。

爭取空間的焦慮

習慣使人麻木,在忙碌的生活中,我們已練就出一番冷靜的定力,自在地與種種隨意增添的凌亂建物共存,突出的頂樓加蓋、恣意生長蔓延的陽台違建、如牢籠般的鐵窗鐵皮、外露的凌亂管線……早已成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,也是外國人眼中台灣建築最大的「特色」之一。

即使已定居台灣十五年,德國籍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何乏筆(Fabian Heubel)仍然很難對此無動於衷,「我一再思考為什麼在台灣從北到南,只要坐高鐵下去,放眼望去都是違章建築?包含我居住的老社區裡面也有這種問題,在社區同一棟樓裡面就有三分之二是違建。」透過參與社區管理委員會的過程,他才了解違章建築在台灣如此密集且難消除的原因,是人們相當堅持維護私領域的心態。

對私領域的占有以致侵犯到公共空間,和台灣人普遍給人友善而樂於助人的形象之間,存在著極大的矛盾,可能得要從特殊的歷史脈絡,才能明白如此對待空間的心態與行為所為何來。

「戰後隨國民黨來台的大批軍民使台灣人口瞬間成長,加上戰後嬰兒潮,日治時期規畫的城市完全無法容納暴增的人口,居住空間嚴重不足,使人們對此有強烈的『焦慮感』。即使那段歲月已經遠去,想要盡可能爭取使用空間的焦慮,仍繼續被帶進現代公寓裡。」現為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系主任的建築評論家阮慶岳說。

根據一九六四年的違建報告統計,台北市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違建之中。由於政府缺乏長期規畫的住宅政策,在台灣兩波重大的社會變動過程裡,違建聚落成為許多人的棲身之所,分別是一九四五至一九五○年前後大量湧入的戰後移民、以及一九六○至一九七○年代經濟起飛時自中南部北上打拚的城鄉移民,在政府的默許之下,一住就是幾十年。

「我還記得門窗都是木頭作的,牆壁則是竹片糊上泥土,底下則疊磚頭,沒有廁所,都要到外面上公用的。」現任職於銀行的張紹仁,小時候和在市場賣菜的父母就住在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內,在一九九二年拆遷前,曾是台北市最大的違建聚落之一。「當時很多房子都是自己蓋的,或者家裡人口多空間不夠,在旁邊自行搭建,這家弄了別家看到也跟著弄,就這樣愈蓋愈多。」他回憶道。

為了整治市容、防災、道路徵收等因素,政府在一九六○年代開始拆除違建,為安置拆遷戶,在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五年間,陸續興建二十三處、共一萬一千多戶「整建住宅」,如水源路、南機場、蘭州街、基隆路等成排公寓住宅,都是當時所建。

這些參考西方最新設計的整建住宅,是台北市政府首次大規模興建之住宅,棟距大、採光好、通風良,天井、垃圾管道、沖水馬桶等現代化設備一應俱全,多年過去之後,居住人口增加,空間不敷需求,違章建築與違規使用情形普遍,整體環境缺乏管理維護,竟成為台北市居住品質最低落的地區。四十年間,究竟發生了什麼事?居民實際使用空間的方式與空間設計者的想像之間,為何有這麼大的落差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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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皮與屋頂加蓋 ↑ 從大城市到小鄉鎮,參差的鐵皮與屋頂加蓋,構成我們所熟悉的台灣常民建築景觀,反映出居民爭取使用空間的焦慮。
華光社區 ↑ 台北早年有許多違建,華光社區為其中之一,今年三月以來已陸續被拆遷。
竹管厝 ↑ 竹管厝是早期依地域風土發展出的民居,斗南的沈福來家已近兩百年。
神明廳 ↑ 大宗族的結構瓦解後,傳統神明廳隨著分家或移居擴散到個別住宅,隨著生活空間日趨擁擠,有些神明廳甚至設計在頂樓加蓋中。
四四南村 ↑ 眷村曾是台灣重要的聚落形式之一,隨著時代轉變已漸消失。但在台北信義區的金黃地段,從前的「四四南村」變身為文創市集,與新時代繼續對話。(攝影/黃世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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